宝林是东北人，东北人豪放实诚，但由于幼年丧母，其性格逐渐变得内向倔强，而实诚则是一以贯之的，甚至倔强实诚得近乎“傻”。中学毕业那年恰逢中央美术学院不招生，他宁肯错过出国学习，也要耐心等来年报考美院的机会。在那火红的岁月，他选择了人物画，以革命历史作为自己的第一主题，也是出自他那实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出自他对先烈诚服的敬仰，李可染先生所主张的“实者慧”，则是在治学态度上影响于他的重要因素。尽管在那个性服从于共性的时候，个性常常是被掩盖甚至于扭曲了的，但个性总是会有折射的表现，革命英雄主义的选择很难说就没有他倔强性格的同构因素。他在搞人物画时期也搞些“副产品”，例如他喜欢画的古松、古榕树的被强化了刚性的造型中，在那斑驳生涩的富有金石气的线条中，仍然透析着他这位北方汉子的铮铮铁骨．或者说是外柔内刚气质的视觉的、造型的显现。当李可染的弟子们出现了过于趋同师门的风气时，宝林却独标一格。在前期主要是不期然而然的流露，此后进而转为自觉的追求了。
80年代中期，当宝林进入他的山水画创作时期之后，恰是个性、自我不再犯忌而成为一种自觉意识的时代，个性、气质则有可能完全地融入主题、题材、语言之中，在主观与客观、内容与形式的共振中撞击出更加富有艺术生命的火花。80年代的李可染先生也意识到写生山水易使师生趋同，不易脱出，因此，他更加强调创作与变革，甚至于他本人还想大变而吓人一跳，这也无疑为弟子们自脱、自立提供了极好的文化环境。特别是宝林置身于高寒、博大、苍凉的大西北山河之中的时候，在物我的交流中悟到了自我，也悟到了属于他的山水境界。正如他在《缘分——我的艺术经历》中所说：“也许人老了本性会回归，近年来我总有种感觉，好像北方的大山川在冥冥中呼唤着我，要我用北方人的性灵亲近它们，表现它们。而这样做的同时，似乎我也找到了自己的‘本我’。”近年，他的山水由树木、房舍、舟船转向苍山、莽原、雪域，语言由骨线转向泼墨，或重墨重彩交映，分明强化了笔墨的节奏、气势、量感和力度，那境界也自然而然地趋于博大沉雄．闻之风动山响，览之惊魂动魄，这便是北方汉子的山水啊!由此使人悟到：当个性化入了山水．那山水便化作了人，在主客观关系上“天人合一”的美学当如此解。